有一年出差去武汉，兄长何永胜给我看他的书法作品，随后他说，有个人的画你要看。他拿出了一大本作品集，那是他在中国美院的同学郭睿的画集，我把这本画集背回了北京。后来，郭睿兄还曾在那本画集的扉页画上了一只小昆虫。郭睿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期间，我经常去他的住处聊天，聊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师邵坦中先生。

    邵先生是一个略有些沉闷的人，除了谈绘画时兴致盎然，别的话题并不多言。他让人想起在田野里耕作的农民，是沉默的、勤劳的、喜悦的。我看过邵先生画画，真如在田地里耕作一般。那是我第一次去杭州先生家里拜访他。先生说，来，我们画画，你还没见过我作画。邵先生用三十多分钟画了一只鸭子。在这只鸭子活灵活现地走入我的生活之前，我先被先生的画室震撼了。

    我见过很多画室，大大小小的，大都是优美的，有点情调，雅致、空灵、古朴，当然不乏空大的、虚假的，飘着俗气的画室。邵先生的画室其实称不上画室，那是他画画的地方，也是他生活和劳作的地方。

    在那里，那些文人的格调是没有的，我在那个画室里看到了闪光的东西，那些油油包浆的笔杆。先生内在的精神高度和亮度，让他无需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映衬或暗示。我的书房比邵先生的大，书桌、书柜和摆放着茶具的罗汉床也闪着朴实的光泽，还有兰花、香炉这样那样的点缀。但我知道，自己是对不住它们所表现出的沉静的，只不过，我需要那些东西来暗示自己，来抚慰自己，要心平气和，要沉静。

    先生和我把画板放到餐桌上，铺上宣纸。我在旁边侍立，先生独自进入他的世界：那是江南生活的一个瞬间，一只鸭子潜入水里，追逐两条小鱼，鸭子的脚掌还露在水面上。

    只有明亮的眼睛才能看到这一切，并用沉静的笔墨把这瞬间的、动态的美留在画面上。

    一年春天，去杭州，有幸又一次去拜访邵坦中先生。回来在宾馆里打开邵先生的花鸟长卷画册和朋友欣赏。对我而言，这不是第一次看邵先生的花鸟长卷，但每次观看，都充满喜悦。面对画册，我们感叹不已。我们住在风景区华美的宾馆里，当邵先生的画打开，你会觉得周边所谓的华美的一切都黯然失色。窗外的阳光照过来，画里的一切似乎都活泼起来，你会觉得，这花鸟长卷更像是故乡河流的一段记忆的底片，风中荷花的幽香伴着蝉鸣声让你突然沉入喜悦之中。

    面对邵先生的画作，你很难想到技法层面的东西，当充满生命力的形象涌现在你的面前，你所想到的只有那来自大自然的精灵。我记起童年，河边，在阳光下，可以看到清澈的河水，下面是机灵的小鱼，阳光照在水底，鱼的影子在沙子质地的河底拂过。有时候，我想，邵先生画中的鱼，和我故乡的鱼极为相似，都是生灵，真正自由的生灵。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看到其中的美好，那种美好会让你瞬间不知所措。

    在先生的画中有一个特别的审美对象，那就是花卉或植物的“根”。在小品画《鸭戏图》中，他用酣畅淋漓的笔墨画了水生植物芦苇的根，在构图上，芦苇的根将潜水追逐小鱼的鸭子以及逃跑的小鱼隔开，起到稳定画面的作用。在另一幅题为《睡莲》的画中，睡莲水中的根更直接地成为审美的对象，成为画面的主体。在我的记忆里，这幅画给我的震撼不在于花的美，而在于美的原因，那就是这些茁壮的根。虽然是小小的水生植物，但其“盘根错节”的气势让人惊讶。虽然是一幅小画，但对理解邵先生的画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隐秘而精彩的脚注。它的存在为我们认识先生在当代大写意花鸟领域中的价值打开一个入口。

    在传统的文人画中，更多的是表现某种寂寞的美，那种美是一瞬间的、凝固的，但寂寞背后却藏着平和、喜悦乃至活泼的心。在当代画家中，这种寂寞的情绪少了，而更多的是对形式美的追求。当代那些优秀的画家大都有着相对高超的造型能力，他们向传统学习，并把这种对形式美的追求推向某种极致。在各种画展中我们常可以遇到这类作品，毫无疑问，审美的愉悦是有的，但总是气息弱些。除了审美的愉悦，缺乏对我们生命的启发与震撼。而先生带给我们感动，就是来自大自然的气息。

    我记起作家苇岸文章中的一句话，放蜂人是大地上寻找花朵的人，季节是他的向导。邵先生对大地之美的捕捉超过当代任何一个画家，他也是在大地上寻找“花朵”的人。

    古人说，画是诗之余，诗是文之余，文是道之余。对邵先生来说，画不过是一种形式，要理解它，是要超越画的笔墨层次，从道的层次来理解。他是大地上的隐者，是大地沉默的代言人，他用画传达着大地伦理，是“道”的守望者。在一篇短文中，我曾写下我的敬意。我知道，短短的文章无法表达我所遇见先生画作的喜悦，但我相信我靠近了先生的世界。邵先生和他的画让我断断续续地思索许多有关、无关的事情。他对物质生活的洒脱，对各种文人小情趣的不在意，对绘画的投入和对画坛种种怪现状的担忧，都给我很多启发，我相信，在当代，无论是绘画界还是文化界，邵先生达到的精神的厚度和艺术的高度是这个浮躁时代最沉甸甸的收获之一。（张树伟）